最近几年，中国产业链外迁应该是比较热的话题，特别是在政治地缘的推动下，这一趋势仍处于持续进行的状态。

产业链外迁的原因

最近数年里，苹果、索尼、三星、耐克、现代汽车、西门子等多家大型跨国公司都将部门业务或产业链迁出中国，转向越南、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一部分国内企业，比如TCL、海尔、格力、美的、格兰仕、苏泊尔等家电企业也纷纷在海外设厂，出现了从对外输出产品向对外输出产业制造能力的现象。

毫无疑问，这些企业的外迁还会带走一些产业链配套企业，直接影响为出口会下降，就业会减少，经济增长也会放缓。据供应链消息，NB品牌厂商惠普确定将在泰国生产NB，首批量产预计2024年上半从广达泰国厂出货，并将每月提高，下一步将考虑也在越南生产。

那么，为何会出现产业链外迁的现象？其实，最根本原因还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所致。实际上，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历了数次转移。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

在数十年前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中国大陆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广阔的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外企，经过多年的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不再具有优势，特别是相对印度、东南亚地区要高出很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是印尼的1.5倍、越南的2.1倍、柬埔寨的2.4倍、孟加拉的4.6倍。

与此同时，东南亚诸国又出台了力度比较大的税收优惠措施，比如中国企业所得税为25%，而越南、柬埔寨仅为20%，进一步提升了外资投资建厂的吸引力。

当然，最近几年，印度、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使得该地区中产消费群体不断壮大，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也使得更多的跨国企业更加重视印度、东南亚地区的市场机遇。

除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之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也助推了中国产业链外迁的趋势。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加征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为了规避关税壁垒，很多跨国企业加快了多元化布局，甚至一些国内企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此前，“在中国生产，在美国销售”的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比如印度、东南亚，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

从当前中美政治地缘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预计还会用关税的大棒，限制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公平的竞争政策，推动产业链向美国本土转移，比如芯片、新能源产业。中短期来看，美国必将拿关税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筹码，不会轻易取消，而且近年来中美之间动用关税的动作不仅出现“你来我往”，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从资本逐利的本性而言，部分企业外迁也无可厚非了。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根据RCEP规则，即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搬迁至东南亚的企业，仍然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生产、在中国市场销售”。这一贸易协定也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将产业链布局至RCEP成员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

另外，新冠疫情这一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链的问题，也使得更多企业考虑供应链多元化、多地区化。

如何看待产业链外迁？

那么，产业链外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0.1万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出口金额为11.46万亿元，同比增长3.7%。这是中国外贸规模历史上首次突破20万亿元的重要里程碑。

整体来看，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美政策收缩、国际市场不稳定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仍然实现了新突破，结构也得到新的优化调整，展现出了较强的韧性。

其中，“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绿色产业动能充沛。也就说，一些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并未受到关税壁垒太大的影响，甚至不降反升。

实际上，目前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特别是纺织服装、家居建材行业的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很早就出现了。尽管也有一些消费电子产业外迁，但大多数以模组、组装为主。而这些产业链的转移也是深度契合印度、东南亚当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以印度市场为例，尽管目前印度几乎可以同步量产最新款智能手机iPhone15，但最终能够生产多少部iPhone15手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确保足够数量的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绝大多数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数据显示，2022年，鸿海集团在印度市场的收入为100亿美元，在其全球总收入的占比不到5%；鸿海在全球范围内的雇员总数高达100万，其中在印度的雇员只有5万人。有鸿海高管也断言，印度无法像中国一样成为全球科技产品制造中心。摩根大通负责亚太地区科技领域的研究主管哈里哈兰也认为，今后跨国公司可能会针对不同产品在中国以外增加1-2个生产基地，但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超大规模的核心供应国。

如果印度这样曾被很多人认为是“下一个世界工厂”的国家，特别是其具备中国曾经崛起的丰富劳动力、广阔单一市场等优势，都无法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话，那么东南亚各国也更无力对中国制造能力形成较大威胁和冲击。

因此，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目前发生的向印度、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转移，应属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产业链重构。而这一次产业转移，是在客观经济规律和政治地缘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不过，尽管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体系出现了溢出现象，但核心产业还在不断优化，技术、专利等水平仍在不断提升，仅在基础、末端链条外溢到印度、东南亚。也正如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所言，随着RCEP框架协议的推进，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时，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中国如何应对趋势变化？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了40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不过，中国制造业同样也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困境，即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加大了对中国高端科技的打压，向高端产业迈进面临越来越多的技术压制；另一方面中国一些粗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环节正在外迁。

总体而言，维护中国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持续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加强全球化经营能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将成为中国必修的课题。

未来，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以及世界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需在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上探索最佳发展路径。实际上，“智能制造”需要完善、专业分工的产业链条，而这完全是中国供应链体系的优势，只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在制造领域的地位和格局。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尽管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发展汽车工业，但此后数十年的内燃机发展阶段，中国汽车产业对外资品牌基本上是亦步亦趋，没有任何产业链话语权，直到2015年后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的兴起，在新一轮的汽车产业链重新洗牌之后才脱颖而出。

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中国在政策刺激、市场推广和技术催动上，包括新能源补贴政策、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全面铺设、自动驾驶试点的开放等，均走在世界前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378.8万辆和374.7万辆，同比增长42.4%和44.1%，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8月9日，比亚迪集团更是宣布，其生产的第5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成为全球首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

而在特斯拉本土化战略下，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高于95%的零部件本土化率，正在带动长三角地区形成汇聚电池、车辆芯片、自动驾驶系统、车辆内饰、精密加工等电动车零部件的全生态链，实现产业生态的安全、自主、可控。

目前，中国已经打造从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部件到整车制造和销售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汽车市场研究机构SNE Research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总装车量为517.9GWh（吉瓦时），同比增长71.8%；其中，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占据6个席位，且市场份额占比不断提升，总共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4%，较2021年的48.2%大幅上升。

可以说，新能源汽车产业为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打造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样板。

另外，除了努力向高端产业迈进的同时，中国还需进一步提升优化和提升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产业资本向中国产业链高端布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2万亿元，同比增长6.3%，以美元计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

因此，面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国应继续巩固发展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培育并形成一批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形成内部分工协作的产业链集群，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把控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

当然，在加快布局“智能制造”的同时，我们还需关注在产业链重构中的利益损失者，比如近日业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深圳新安电器倒闭事件，其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产业链外迁的影响。我们要思考，在进行产业跃迁模式的同时，能否依托中国广阔的单一市场，推动中低端产业链向内陆城市汇聚，在提升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同时，还能保证一些就业岗位，切实解决产业链新变局中出现的社会问题。